相较于此前就政务数据共享提出总体、宽泛要求的规范，此类授权决定指向的场景清晰具体，使疫情防控所需的政务数据共享成为各部门享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职责。

1954年《宪法》第10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方面，民营经济采用按劳分配方式是一种政治义务。

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以从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展开。[22]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在于企业和企业家。对于仅因认识能力原因或者客观原因而导致案件处理错误的，不应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为此，便捷合理的信用修复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二）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既是一个宪法结论，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获得现实支撑的理性认识，具有理念、内容和制度上的内在规定性。《监察法》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可以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也多次修正，不断加大对行贿人的惩治力度。问责不等于惩戒，惩戒不宜过度，避免因为错案问责成为依法纠错改错的负激励。

这并不是对从业人员的纵容，而是对民营经济平等发展内涵的完整准确理解，恪守处罚谦抑理念和宽严相济政策，进一步提高制定、理解和适用立法、执法和司法政策的政治站位与法治站位。一是参与市场活动的平等地位。民营经济既可以采取按劳分配方式，也可以自主采用其他分配方式，以实现效率和创新的目标。三是公权力机关只能通过政策工具调控市场和管理经济秩序，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市场活动。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行政执法责任制概念。根据《宪法》第33条第2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平等权的主体首先是个体意义上的，是个人对他人、集体和国家的防御权和保护请求权。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许可实施层面，行政机关基于主观意识、监管责任、准入后果等考虑，倾向于对民营企业从严把握。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权力结构、权利保障，都无法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自由权主要属于积极自由，需要国家主动作为，创造实现自由的条件，[47]尽可能满足权利主体的诉求。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5]尽管民营经济同其他所有制成分有所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表明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独特功能，不能任意对其拆分、合并、吸收。民营经济平等权的对象具有多重性。[28][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沈路、陈舒扬、孙一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506页。[65]王锡锌、黄智杰：《论失信约束制度的法治约束》，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 111页。

如《行政许可法》第5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23]民营企业最希望的是各项政策的公开、确定和稳定，避免朝令夕改放水捞鱼。

谁决策，谁负责与谁实施，谁负责符合权责一致的逻辑，同时也要遵循权责统一的要求，充分理解监管机关和公职人员避责的心理动因，防止不合理的责任设定和过度问责导致的监管过度或者监管放任。责任制是公权力运行中的核心制度，其经典论断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6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1版。[2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可以基于所有制形式的差异而在内部管理体制、所有者权益体现等方面有所差别，但在市场竞争方面必须平等参与、平等评价、平等救济。[6]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经济的萌发为外资经济的引入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外资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质量提高。[73]实现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既要着眼民营企业自身，更要着眼国家和社会，严格落实宪法规定，改善权力结构，加强系统协同，把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政策予以制度化、法治化，可以研究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专门法律，使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制度形成完整的秩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营经济力量。[45]参见何晓斌、柳建坤：《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载《管理学报》2020年第10期，第1451页。现实中，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准入待遇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有待提升，物质财富有待丰富，按劳分配就是必然的主体分配方式。二是不同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权益保障平等。

二是依法用工，有效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是否实现了救济平等，既要与国有企业相比较，也要与公权力机关相比较。

宏观调控行为具有抽象性，影响面相对更广，应当注意其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劳动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具有国家建构的政治意义，能够使得个人获得国家政治共同体主人地位。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受企业家影响。它与本体性制度都是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所必需的，甚至有些是本体性制度的前提，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而言，平等权的主体也可以扩展为以一定的标准或者形式聚集、组织起来的群体、集体或者团体。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14]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三是经营绩效的平等评价。[6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372页。

上述努力都指向一个共同诉求，即尽可能获取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这也是产权界定的基本要求。

[29]促进经济形式的多样性，保护自由竞争，保障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平等权，既是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应当积极探索其他分配方式。[22]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在于企业和企业家。

第一，民营企业的内部廉洁控制。第二，民营企业应当获得公开竞争的条件保障。

因此，在民营经济的行政监管过程中，应当谨慎判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的不罚、免罚和不执行处罚规则，将执法重心放在激励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主动合规经营方面。[5]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罚要依法，罚当其过，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理。而民营企业较难及时、充分地了解政策，即便了解也往往只能看到政策的某个方面、阶段或者环节。